面對性的減少化石能源消耗，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形勢，利用生物質能資源生產可替代化石能源的可再生能源產品，已成為我國應對氣候變暖和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問題的重要途徑之一，國家出臺了具體的補貼措施，并且規劃到2015年，生物質能發電將達1300萬千瓦的目標。然而受原料收集難、政策補貼不到位等難題，生物質能源產業的發展規模和水平遠遠低于風能、太陽能的利用。如何發揮生物質能企業的生產積極性，盡快解決這些難題，為此，本刊記者采訪了中國農村能源行業協會生物質專委會秘書長肖明松，國家*員會能源研究所研究員秦世平教授，以及可再生能源學會生物質能專業委員會秘書長袁振宏。

　　一難：認識不夠
生物質能源正處在一個很尷尬的境地。國家*員會能源研究所秦世平研究員開門見山地告訴本刊記者：“要說重要，在可再生能源中生物質能源是zui重要的，但相比而言，它的產業化程度，發展規模都是zui差的。這其中有一些客觀原因，也有一些屬于認識問題。”
生物質能源的重要性體現在以下幾點，秦世平介紹：*，我國是地少人多的國家，農林剩余物、城市垃圾等廢棄物是生物質資源的主要來源，以往農民處理秸稈大多是一把火點著，城市垃圾多是填埋，但廢棄物的處理是個剛性需求，隨著國家對CO2的排放限制的提高，生物質的能源化利用成為更為*和有效的方法；第二，生物質能的各個生產階段都是可以人為干預的，而風能、太陽能只能靠天吃飯，而生物質能源則不需要，甚至可以為其他能源提供調峰；第三，生物質原料需要收集，這樣能夠增加農民收入，刺激當地消費，可以有效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一個2500萬～3000萬千瓦的電廠，在原料收集階段農民獲得的實惠約有五六千萬元。“三農”問題解決好了，對于整個社會發展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了客觀上發展規模受限以外，秦世平認為：在某些政府官員那來看，生物質能源有點像“雞肋”，有呢吃不飽，丟了又有點可惜，并且地方政府還要幫助協調農民利益、禁燒等“麻煩事”。由此導致生物質能源整體項目規模較小，技術投入不足，盡管它是利國利農的好事，卻處于發展欠佳的尷尬地位。
可再生能源學會生物質能專業委員會秘書長袁振宏也在里向記者表示，相比于煤炭、石油、天然氣這些傳統能源，生物質能源在技術上的投入顯然要低得多。對于生物質能源發展，首先要從上層統一思想，提高對生物質能源重要性的認識，并要在技術上加大投入。
二難：補貼門檻過高
對生物質能源的支持，國家采取了多種補貼手段。但補貼門檻過高，手續繁瑣、先墊付后補貼也困擾著不少企業。*財建[2008]735號文件規定，企業注冊資本金要在1000萬元以上，年消耗秸稈量要在1萬噸以上，才有條件獲得140元/噸的補助。對此，中國農村能源行業協會生物質專委會秘書長肖明松認為：1000萬元的注冊資金，是國家考慮防范企業經營風險時的必要手段，這對大企業無所謂，但對一些中小公司則很難達到。而1萬噸秸稈的年消耗量，需要相當規模的貯存場地，由此帶來的火災隱患，成本增加問題也是企業不得不考慮的事情。事實上，如果擴大鼓勵面的話，三五千噸也是適用的。受制于這些現實難題，*的萬噸補貼政策遭遇落地難。
而參與國家補貼政策制定的秦世平對此解釋說，國家制訂政策的初衷并不鼓勵生物質能源企業因陋就簡，遍地開花，而是鼓勵企業專門從事生物質能源，培養骨干型企業，這就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一萬噸的廠子，固定資產就大概需要400萬元，加上流動資金，1000萬元并不算多。而萬噸規模在能源化利用上，剛稱得上有點規模，只要是同一個業主，生產點可以分散，如果規模太小，補貼監管成本也太高。對于補貼方式上，秦世平承認存在一定缺陷，整個機制缺乏能源主管部門、技術部門的參與。制度怎樣更有利于監管，公平公開還有待于進一步完善。而該行業的快速發展，補貼政策功不可沒，但不能因為出現一些問題，因噎廢食，取消這個補貼政策，那將會對剛剛起步的生物質能源化利用產業造成重大的打擊。因為國家補貼不僅僅是提供資金，還表明國家對該行業的支持態度，對企業和投資具有強力的引導作用。
袁振宏則指出政府鼓勵生產，生產完了沒有銷路，這個產業還是發展不起來。所以生產者和用戶兩頭都要鼓勵，為企業開拓市場。產業發展了國家才有政策，反過來不給政策，企業也難有市場。
三難：布局不好要吃虧
到底企業要建多大產能的好？秦世平經常碰到有企業負責人向他請教。
“沒有，只有的，適合的就是的。比如蘇南地區每人只有幾分地，那就沒法收，這些地方就沒法建大廠，但東北墾區就比較適合建廠，有條件上規模，成本才越低，效益才越高。一定要因地制宜。密集地區可以建成型燃料廠。”
四難：成本價格難控
受目前耕作制度的限制，我國農村土地高度分散，從資源的收集儲存運輸帶來很大不利因素，在后續的環節上會放大很多倍。肖明松也非常理解企業的苦楚。“生物質能源要依賴農業，資源掌握在老百姓手里，農民的市場意識很好，*隨行就市。如果收集半徑過大，需要農民花費大量時間收集、運輸，那農民就會要求按外出打工時計算人力成本，如此一來，企業為原料支出的成本就會大大提高。如果企業堅持不抬價，就可能造成企業吃不飽，縮量生產，影響經濟效益。
“所以準備入行的企業首先要考慮的是原料資源的可獲得性，如果不成熟千萬不要貿然進入。”肖明松認為地方政府可以進行協調，比如利用示范效應，鼓勵農民種植秸稈作物，做好企業加農戶的結合，平衡好企業和農戶之間的利益。
五難：技術投入小
“我國的生物質能源技術與國外有一定的差距，但目前的技術加上國家的補貼可以維持產業化經營。技術進步永無止境，國外的技術、設備成本太高并不一定適合我們，轎車科技水平高，但要是去農田就不如拖拉機。”秦世平笑著向記者打了個比方。科研部門每年都在做前端的研究，力度并不大。從實驗室到田間再到工業企業的規模化生產，技術的創新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企業可以一邊生產一邊進行探索。
“目前存在的問題是，有些研究成果與生產有些脫節，并沒有轉化為生產力，推向社會。”肖明松說，一方面技術部門因缺少資金，無法進行規模化生產，另一方面為了盡可能多地收回技術成本，企業有意拉長新技術向市場投放的周期。“但是，我們現在面臨的是化的市場，如果抱著老的技術不放，一旦有新技術投放市場，企業始終面臨著效率低下，zui終難以維持。”
石油、煤炭，天然氣價格有一個聯動關系，當他們的價格逼近生物質能源的產品價格時，企業就會有更多的利潤，當化石能源資源枯竭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生物質能源的優勢就體現出來了。
配角也要當主角用
受資源所限，生物質能源在整個能源結構中不可能占據主角，但當生物質能源發揮作用的時候，一樣是主角。生物質能源開發是個系統工程，需要配套的政策，需要解決原料不足、技術投入不夠、優化產業布局等等難題，隨著這些問題的一一解決，生物質能源以其綠色、低碳、環保、多樣的功能，必將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盡管前進的道路曲折，生物質能源未來的前景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