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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派力迪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山東派力迪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閱讀：59發布時間：2012-12-31
“‘十三五’以后，環境修復將是我國環保產業的主要內容。”*污染防治司司長趙華林曾指出，發達國家環境保護發展歷程表明，土壤、水體修復將成為環保投入的重點，例如美國，這一比例已達70％，而這也將是我國環保產業未來發展的方向。
快速工業化、城市化給中國留下了污染的沉重包袱，環境修復的潛在市場巨大，眼下，已經有不少國內企業開始布局和準備。但由于政策機制、成熟技術、投融資渠道等關鍵因素仍然“缺位”，產業發展環境還很不成熟。同時，在經驗、技術上更為成熟的國外企業對中國市場更是躍躍欲試，習慣于低價競爭、技術空心化的中國企業將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
環境修復有多大市場空間？
我國目前搖搖晃晃站起來并且為各大媒體捕捉放大的主要還是棕色地塊再開發這種狹義的環境修復產業，是土地置換的概念，距離廣義的環境修復產業還相去甚遠。根據通行定義，環境修復指的是將污染物從土壤、水體和底泥（沉積物）中移除，以此達到保護人體健康和環境的目的，或者是將污染物從準備用于再開發的棕色地塊中移除。
土壤:土壤修復分為三類，污染場地修復、礦山修復和耕地修復。就耕地來看，我國單位耕地面積的化肥及農藥用量分別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8倍和3倍，部分地區長期利用污水灌溉，都會對土壤造成污染，而相關資料顯示我國有1/5耕地已經遭受重金屬污染。
另外就是城區工業企業搬遷后留下的污染土地以及礦山區的污染土地，也是真正讓修復企業“摩拳擦掌”的對象。繼江蘇省3000家污染企業大規模搬遷，福建省福州市400家污染企業和河北省124家污染企業搬遷之后，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省市加入到污染企業關停和搬遷大潮中，形成巨量的潛在修復市場。
地下水:全國近20％的城市集中式地下水水源水質劣于Ⅲ類，部分城市飲用水水源水質超標因子除常規化學指標外，甚至出現了致癌、致畸、致突變污染指標。地下水污染趨勢由點狀、條帶狀向面上擴散，由淺層向深層滲透，由城市向周邊蔓延。（數據來源:《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2011~2020年）》）
2011年，在我國監測的200個城市4727個地下水監測點位中，較差～極差水質的監測點比例高達55.0％；與上年相比有15.2％的監測點水質變差，主要分布在甘肅、青海、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和云南等省。由于地下水水文地質條件復雜，因此治理和修復難度大、成本高、周期長（數據來源:《2011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
地表水:2011年，我國地表水水質總體為輕度污染，湖泊（水庫）富營養化問題突出。長江、黃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遼河、浙閩片河流、西南諸河和內陸諸河水系469個國控斷面中，Ⅳ～Ⅴ類和劣Ⅴ類水質斷面比例分別為25.3％和13.7％；監測的26個國控重點湖泊（水庫）中，Ⅳ～Ⅴ類和劣Ⅴ類水質的比例分別為50.0％和7.7％，富營養化狀態的占53.8％。（數據來源同上）
底泥（沉積物）:底泥修復往往和地表水修復緊密相聯。本世紀初的《全國河流湖泊水庫底泥污染狀況調查評價》對全國水系（主要是水源地）906個監測斷面的底泥重金屬和營養物質進行了檢測和質量評價，當時采樣斷面覆蓋了主要水系，約占全國1073個大型集中式水源地的85％。
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底泥重金屬污染情況嚴重，其中東南諸河和珠江的底泥鎘超標率分別為60％和57％；各省區中底泥重金屬超標率大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有:浙江、福建、廣東、湖南、云南、江西、貴州、廣西、江蘇、遼寧和河北，其中浙江、福建、廣東超標情況zui為嚴重。
江湖混戰還是高手過招？
目前，我國從事環境修復的企業主體可以根據出身分為四類:
*類是環境相關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通過成立環境修復事業部或類似分支轉投實業，不但參與污染場地調查評估，而且還承包治理修復工程（實際應被禁止），在拿項目方面自有其得天獨厚的優勢。它們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產業發展初級階段的企業缺口，但未來還是需要行之有效的產學研結合方式，才能趨利避害。
第二類是國內專業的環境修復工程公司，它們大多由環保市場上已經成熟的工程公司為開拓修復市場而專門設立，還有的是由從事建筑行業或其他相關業務的企業轉型而來。它們在工程操作方面得心應手，尤其注重區域性合作和戰略布局，但目前來看還需要從體力型向智力型轉變。
第三類是在市場上已經積累豐富經驗的外資企業，它們以咨詢管理、分析檢測和工程技術等不同渠道參與中國環境修復產業的發展。工程技術類公司通常鎖定國內伙伴后就成立合資公司。
第四類是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下屬企業里從事環境修復業務的部門或子公司，它們的“母體”是污染場地的*，也常常是環境修復的責任人。放眼世界，不少的環境修復企業都是依傍歷史悠久的石油集團或礦業集團而生。
目前，企業主體雖然看似散兵游勇，甚至還有些良莠不齊，但主要應歸咎于供不應求的市場現狀，讓它們一時間只顧得在數量上填空，卻忽略了質量匹配。企業理應成為環境修復產業zui主要的構成要素，因此有戰略眼光的企業需要盡快成長，迎接行業洗牌。
異位修復還是原位修復？
針對不同的客體，修復技術和解決方案也不盡相同，泛泛來說，有原位修復和異位修復兩種選擇，區別就在于是否給修復客體“搬家”。就世界范圍來看，異位修復在上世紀70~90年代一直占據統治地位，土壤修復就是“挖掘＋傾倒”，而地下水修復就是“抽提＋處理”，沒有太多的技術含量。
如今幾十年過去，更為復雜和*的原位修復已在美國得到大范圍應用，污染場地大約有60％使用了原位修復。而在我國，種種原因導致異位修復成了主流。
當前，我國土壤修復主要是以再開發利用為目的，而對于開發商來說，時間就是金錢，所以很多項目采用的都是*但是不惜成本的修復方案（中國修復項目的平均造價是1億元人民幣，而加拿大平均造價卻只有35萬美元），甚至不管土壤污染情況有多嚴重，都要“一換了之”。結果，在缺乏市場驅動的情況下，技術研發成了沒水的瓶子，風險評估成了和尚的梳子，解決方案成了萬用的模子。
首先，原位還是異位？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異位修復中也可以有*技術的利用。但是僅憑字面意思而將其簡而化之為乾坤大挪移，則于環境有害，于產業無利。
北京建工環境修復技術總監馬駿解釋了美國污染場地以原位修復為主的原因:“土壤一旦被挖出地面，就屬于廢物，需要判斷是固廢還是危廢，若被判斷為危廢就會面臨高昂成本，一噸土大概是300萬美元，即使大公司承擔起來也很費力。所以只要控制好風險，保證地下水不受影響，就可以慢慢就地修復。”
其次，修復方案需要顧及各個客體之間的關系，比如地表水與土壤，土壤與地下水，地下水與地表水，地表水與底泥，這樣才能優化效率和效果；即便是針對單一的修復客體，在技術選擇上也需要取長補短，生物、化學、物理3種技術各有針對，若配合得當，也能事半功倍；在整個工期內，污染物濃度的下降幅度會先大后小，因此針對不同階段選擇不同技術，才能提率。
第三，雖然我國的環境修復工程不少，但環境修復的技術基礎和人才儲備卻還似空殼，即使有準入、資質管理，也幾乎是擺設。我國環境修復產業迫切需要的就是技術人才資源和資質認定體系，這二者本身也存在因果關系，只有資源充足，門檻才能發揮篩選的作用，否則就可能無兵可用。
zui后，也是zui重要的一點，的修復方案必須以的風險評估為前提，既不能敷衍了事，危害環境、健康，也不能過度修復，造成資源浪費。這個過程中需要分析檢測公司的配合，咨詢管理公司的幫助和修復工程公司的責任感。
“誰”的責任難以確定
當我們談到環境修復，zui常被提及的是美國的超級基金。這種機制通過向污染企業征稅來籌措資金，然后把收入所得用于修復廢棄場地，或者通過訴訟方式讓污染企業“就范”。由于基于法律條文，超級基金的運作雖不能說一帆風順，但的確是較為成熟的模式。
日本《環境基本法》對于“誰來埋單”這個問題做了比較清晰的劃分。2003年1月，日本國土*推出房地產估價新標準，強制土地所有者清除土壤污染。不論污染者是否明確，有無資金實力，土地所有者都承擔補充責任，承認無過失責任和溯及責任。
關于污染責任人，重慶市*的田軍副處長表示:“《環境保護法》提出了‘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2011年通過的《土地復墾條例》提出了‘誰損毀，誰復墾’的原則。”
然而，這個“誰”卻是一道看似簡單實則難解的題目，原因有二:*，由于土地污染非一朝一夕之事，所以責任人消亡、責任人難以確定、責任難以追索這三種情況都經常發生。第二，即便責任人已經被鎖定，責任也已經明確，但卻可能沒有負擔能力，比如已經花費巨資搬遷的工業企業和再開發后價值無法彌補修復費用的農業用地。
至于開發受益者為土壤修復解囊，則是污染場地被再開發后，會投入更為“”的用途，比如高密度住宅區，從而讓土地被賦予更高的價值。只有這樣，開發商才可能在考慮到凈化費用后，仍然愿意購買場地。
當污染責任人出現缺席，政府理應接棒，田軍表示這也是有法可依的:《憲法》規定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就是說如果實在沒法解決就該政府埋單。然而在環境修復產業里，幾千萬元人民幣的一個項目是“小門小戶”，幾億元人民幣的項目是司空見慣，再高的項目也有。如此龐大的資金缺口，讓負責兜底的政府捉襟見肘。
應該有怎樣的商業模式？
無論是傳統的基金、信貸、債券、稅費，還是在環保其他領域多方實踐過的公私合營模式（PPP），甚至是商業保險，只要能夠本著公平公正和合情合理的原則，加以創新，都可以支持環境修復產業發展，這其中可能會需要各級政府、地方融資平臺、金融機構、社會資本、工業企業、開發建筑商乃至行業協會的協調努力。
*煙臺海岸帶研究所副所長駱永明這樣展望我國環境修復的融資未來:“污染者付費原則加上受益者分擔原則，引入商業資本，設立污染場地基金和委員會。”
甚至是地表水（連同底泥）這種向來依賴政府投資的修復對象，也可以通過自然開發和生態景觀等方法謀求商業模式。據筆者了解，這也是國內某些大型企業正在謀劃的方向。曾經擔任美國*局長的克里斯汀·托德·惠特曼說得好:“恢復每1英畝的污染土地就會節省4.5英畝的綠色空間，而每一片綠色空間的建造都將使周邊房地產價值平均增加1倍。”
公開環境信息，別讓行業處在混沌狀態
就當前的環境修復產業來看，從上到下的各方參與者大多處于混沌狀態，行動依據不過就是政策規劃的原則性要求和證券市場的概念炒作，或是伙伴的合作意向和業務擴張的投機需求，但長期不利于行業的健康發展。
每一個行業的信息資源通常都有3個主要來源，一是政府部門，開展的全國性調查無可取代，而且行政指令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二是行業協會，對會員企業定期采集數據，往往更能反映行業特色；三是咨詢機構，擁有專業團隊和工具，懂得剔除干擾因素和錯誤信息，得出更為科學的結論。
今年5月，加拿大在一份報告中公布，聯邦政府需要77億美元來應對全國已經確定的2.2萬處污染場地（contaminatedsite并非專指污染土壤），其中超過1/2為石油類產品污染，1/3為金屬污染。這份報告數據詳盡，對污染場地的確認、評估、修復和投資等工作進行了客觀分析和預估，堪稱政府調查工作的表率。
相比之下，我國污染場地總量必定更多，但至今只有民間組織收集的零散信息可供參考，無法像加拿大那樣讓公眾看清危害有多大，讓企業看清市場有多大，更無法讓自己看清工作量有多大。
所幸，今年6月初*副部長吳曉青就2006年~2010年環境部會同*開展的全國土壤污染情況調查給出正面回應:“這樣一個大規模的土壤污染現狀調查，在中國尚屬。通過調查，環境部已初步掌握了全國土壤環境質量狀況，建立了我國土壤利用類型的土壤樣品庫和調查數據庫。近期*將向*常務會議匯報調查結果情況，經*批準后，會適時公布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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